六四事件，又稱八九民运、八九学运或六四天安門事件，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反革命暴乱，广义上指自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，以胡耀邦逝世为导火索、由中国大陆高校学生发起、持续近两个月、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境示威活動；狭义上指六四清场，即同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，中央军委调集解放军戒严部队、武警部队与民警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武力清场行动。
六四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转折点。事后，赵紫阳等中共改革派高层因同情抗议者而在同年被撤职，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新启蒙运动遭遇失败，此后当局大幅收緊政治環境，出台法规限制示威游行。此外经济改革亦于六四事件后放缓，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止。六四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，武力清场后，多数发达国家对镇压行为表示谴责甚至進行制裁，而发展中国家则多对镇压行为表示同情或支持[27][28]；尽管东方阵营国家看法不一，六四清場的慘痛後果令1989年年底东欧出現自由化呼聲時沒有發生流血衝突，學運最終仍有多少影響到东方阵营民主化浪潮的成功。
迄今在中国大陆，六四事件仍是高度敏感的历史事件。除非遇到必须提及该事件的场合（如党史、悼词等），六四事件的相关内容一般不会出现在官方媒体上。为了规避言論審查，中国民间往往使用各种代称指涉该事件。
名称释义
广义与狭义含义
广义上，“六四事件”或“六四天安门事件”（简称“六四”）指1989年4月始于北京并波及中国大陆的抗議活動，其导火索是胡耀邦逝世以及民众随后对胡耀邦的纪念活动，因而有更广义的稱呼“八九民运”“八九学运”等。與海外聚焦于六四清场的態度不同，在中國大陸境內，使用「六四」系列词汇提及的范围较大，常涵盖整个广义的“八九民运”。
狭义上，“六四事件”得名于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天安門廣場、要求抗議群眾撤離的行动日期（尽管軍隊在6月3日晚上便已開始執行清場），即“六四清场”。中國大陸以外也將该事件稱作「六四鎮壓」或「六四屠殺」。
官方称法
1989年以来，中国政府主要使用“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”指稱从1989年4月中旬（胡耀邦逝世）至6月9日（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），或至1990年初结束（北京市结束戒严）的广义上的“六四事件”；同时中国政府一直维持其对“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”的定性，“动乱”的时间范围与“政治风波”即广义的“六四事件”一致，“暴乱”则局限于6月3日凌晨起的约一日时间，与狭义的“六四事件”一致。
具体来说，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《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》后，中國政府已经將这场政治运动定性為「動亂」。6月3日局势升级，中国政府又称北京发生了「反革命暴亂」。“动乱”与“反革命暴乱”有时候简称“两乱”。“暴乱”平息后，1989年6月9日下午邓小平于中南海怀仁堂发表《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》时使用“风波”一词。至迟在1991年，中国政府和学界就已开始使用“1989年春夏之交的（中国）政治风波”“（1989年）‘六·四’政治风波”等词；或简称“1989年政治风波”等。“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”作为专名短语收录进了《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》与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，并将英文名定为“Political Turmoil between Spring and Summer in 1989”。同时，“动乱”和“暴乱”的定性也一直维持，出现在介绍“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”的具体文字中。“动乱”即整场政治风波，“暴乱”的时间范围则局限于6月3日凌晨，指自此开始“暴徒打、抢、烧、杀等破坏活动，次日被戒严部队平息”的“动乱发展”。
西方称法
西方世界在描述该事件的經過時，經常使用「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」或「天安門镇压」的说法来称呼该事件，或是使用“天安門起義”等等類似命名。1990年代时，西方媒體更多使用「天安門大屠殺」這類字詞，但在2010年及其之后的相關報導中逐漸減少其使用；主要是因为清場時發生的暴力衝突多数並非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，而是在北京城西的木樨地。此外，「天安門廣場抗議」或「天安門事件」等含有字詞容易讓人误以為整個示威活動只發生在北京，而不是中国大陆全境。
代名词
在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网站上，关于该事件的相关名稱皆被列為敏感詞，為繞過網路審查，許多形容该事件的代名词应运而生，包括「5月35日」「ⅥⅣ」「2^6」“8平方”“liu四”“ IIXVIIIIX”“陆肆”“三月九十六号”等。隨著上述字詞的傳播，如今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网站也將這些視為自我審查詞彙，难以通过其进行检索。
事件背景
参见：六四事件的背景
六四事件爆发的背景存在多方因素。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，中国历经“拨乱反正”与改革开放，虽然经济逐渐复苏，但十年文革所造成的社会创伤仍未平复。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后，中国在市场化的推动下出现经济增长，但也伴随物价上涨、通胀加剧、官倒横行、权钱交易、特权阶层兴起等种种问题，使得社会矛盾日渐累积。知识分子和学生在就业困难、政治开放迟滞、贫富差距扩大、意识形态危机等压力下，对前途普遍感到焦虑，并透过校园民主沙龙等组织讨论政治改革，要求更多表达空间。
与此同时，中共高层亦因改革方向出现分歧。以胡耀邦、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主张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、扩大言论空间；而陈云、李先念等保守力量则强调维稳优先，认定改革过速导致社会动荡。胡耀邦在1987年因对八六学潮处理态度温和而被迫下台，使知识界与学生更加不满。社会上反腐呼声高涨，而通货膨胀、价格闯关失败引发的经济危机更进一步冲击民生，加深民怨。
此时，东欧的共产党执政国家陆续出现民主化浪潮，苏联改革与波兰团结工会的突破，使中国知识分子与学生愈加期待政治改革能跟进国际趋势。然而改革迟滞与腐败加剧的现实落差，使得社会各阶层普遍出现改革无望的挫折感。种种经济困境、社会不公、政治僵化、高层权力斗争与国际民主化风潮交织累积，最终在1989年形成爆发全面抗议的社会条件。
